闵维方，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校长。1950年生于沈阳。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1982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受聘于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91－1992年应邀在世界银行总部进行教育投资与效益研究。著有《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与办学效益》、《高等教育的管理效益》、《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研究》等。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大学围墙内外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如学生收费上学、自主择业，一些大学之间的“共建”“合并”等。你怎样看待高等教育的这些变革？
闵维方（以下简称闵）：改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十分自然的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人才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直接反映到人才市场。某个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就分不出去，待遇就低；供不应求时就相反。受教育的背景也成了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些需求驱动着人们读大学的期望收益（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也刺激学校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逐步转入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供求配置的体制。
记者：作为常务副校长，你最感头痛的是什么？
闵：经费不足。恐怕其他大学的校长也会这么说。教育拨款年年在增加，但是远远赶不上大学招生绝对数的猛增。我国高校80年代初每年招生100万，进入90年代每年招200万，到了1995年每年招300万。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大大刺激了人们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我们都记得80年代有这样的说法：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在情形可能就不是这样了，20多岁的青年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的收入能差出几倍。我的学生离开学校不过三两年，就开着奔驰车来见我，说明什么？说明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益率是自然上升的。几乎所有人，都一心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讲，你是教授，我这辈子是不行了，可我的孩子将来肯定要上大学。人们对教育的报偿期望在不断增长，这直接推动高等教育的需求和规模增长。而高等教育本身又是个成本很高并递增的产业。仅从电化教学设施以及计算机、卫星电视、因特网的配备，成本增加了多少？高教经费的短缺现象也是全球性的，中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一样。
记者：要求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按照原来由国家包揽的思路办大学，经费缺口只会越来越大。现在实行的收费上大学是一个解决办法。人们很关心它的依据是什么。
闵：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很多。其中收费上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政策，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高教财政体制，首先就是要实现教育的成本补偿。这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观念问题。高等学校是成本很高、成本递增的产业。这种成本支出，可以看成是一种投资，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上带有同物质资本类似的性质。它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社会收益，受高等教育者多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多，广义的还有增强综合国力、改善社会的文化氛围等等；二是个人收益，较高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文化修养等。据世界银行教育经济学家萨卡拉波罗斯的研究结果，教育的收益率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通常要高于全社会收益率。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当社会的收益低于社会付出的成本时，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就成为不经济的了。国家应根据公共利益决定对高教的投资水平。比如有的专业在社会相对收益等于成本时招生数就够了，但这时可能仍满足不了社会成员对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追求，就会使社会收益低于成本。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国家用公共教育经费支付其全部成本呢？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收益的各方面分担成本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意味着要让那些没有收益的社会成员去为有收益的人付费。由此看来，收费上大学作为高教成本补偿的重要方面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它使更多的人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并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趋于合理，有促进社会公平的一面。
然而，从现实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学收费，对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在这项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制定配套政策，建立帮困助贫体系，确实保证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入学机会。
记者：按照你说的成本收益原则，我们目前大学招生的量是过了还是不足？应该朝哪个方向调整？仅靠市场调节能否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合理收益？
闵：上大学的客观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是人们高等教育期望收益的需求。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目前我国高校招生数量还远远不足。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1995年我国每10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461人；而世界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平均是1434人；发达国家平均为4110人，我们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0％左右。我国的现代化需要高素质的人参与各项建设事业；人们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也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不断增长。这些都使得高等院校面临巨大发展的压力，这也是民办大学不断生长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专业社会需求和收益都能完全通过人才市场反映出来的。比如像历史、中文这类长线专业、师范类专业，像只有北大才有的古希伯莱语、古波斯语、缅甸语专业等等。这些非热门专业并不是没有社会需求，一个成熟的企业怎么不需要学历史、学中文的人才？但是这类专业招生分配上常常受到冷落。它们就需要国家调节，调节的办法是靠政策引导。当然这不同于过去的计划任务，可以给招生专业特殊政策，或者是就业方面的政策，如提高教师待遇的政策就可直接影响到师范类专业的招生。
记者：高等教育的客观需求驱动着民办、社会大学的发展。这类大学虽难免鱼龙混杂，但大多数是好的。对那些确实达到办学质量要求的，是否能在政策上给予更明确的肯定和扶持，使之像国外的社区大学那样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闵：这恐怕是一个必然趋势，政府应予以扶持。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学院，其中2000多所是社区大学、学院，这种社区大学是社区地方出钱，地方办的，学制2－3年，学生走读，学费比较便宜，有的学生在社区大学读一段时间后，再去读别的大学。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成本补偿。我们可以借鉴。
